无辜者一旦被疑罪“从有”、“从轻”或“从挂”，就会给公众传递出莫名的恐惧，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因此必须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同时，要提高司法人员责任心，防止走向另一个反面。

　　三、必须使公民免于广泛的恐惧

　　1764年7月，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了无罪推定的理论构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无罪推定原则体现的是法律对社会每一个成员的精心保护，而不是过分强调惩治犯罪而使得公权力乘隙获得恣意妄为的机会。当今，对公权力予以程序性约束和制衡，防止执法者和当权者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做法，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也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就此而言，人民法院具有一锤定音的最终权力，同时又是落实无罪推定原则的最终把关人。检察机关作出起诉决定的前提是认为被告人有罪，而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必须敢于怀疑符合作案条件的所有人。侦查、检察机关如果连怀疑的胆量也没有，侦查、起诉工作就无从下手。竭尽全力查找犯罪人、竭尽全力搜集犯罪证据是侦查、检察机关的职责使然，而竭尽全力避免出现冤假错案则是审判机关的底线。我国法治建设任重道远，出现冤假错案的风险随时存在，特别是排除非法证据的困难重重，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责任格外重大也特别沉重。

　　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每一个理性的人都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刑事司法领域有三种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其一，案件一时未破。世界上的确存在一时甚至长期未能侦破的案件，遭遇刑事案件本身就是一种不幸，如果案件长期未能侦破甚至失去侦破的条件，对被害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将始终得不到抚慰。其二，法院作出疑罪从无的判决。就具体案件而言，甚至可能出现公诉机关认为证据确凿，被告人连连喊冤，审判机关认为确有疑点但尚不足以认定，作出了疑罪从无的判决。其三，无辜者沦为冤枉的嫌疑人。无辜者与刑事案件因为偶然因素不期而遇，在某种巧合或者误会的情况下，被莫名其妙地怀疑为刑事犯罪人，且得不到辩解的自由。概括地说，公安机关侦查破案是公正地找到作案人，检察机关审查案件是公正地起诉被告人，审判机关的任务是公正地认定罪犯并予以制裁。公检法三机关在实现公平正义的总任务之下有着各自不同的职责，必须恪尽职守，用自己的努力防止出现冤假错案。由于公检法机关各自的职能定位不同，在各自的履职过程中，随时可能出现差错。如果不采用无罪推定的原则严格规范诉讼活动，每一个公民都将生活在广泛的、随时随地都可能降临的恐惧之中。这是因为，当误被怀疑的无辜者被按照“疑罪从有”（有怀疑就是有罪）、“疑罪从宽”（有怀疑就要适度从宽处理）或者“疑罪从挂”（有怀疑就要背负怀疑）原则处理，无论是成为“屈死鬼”的冤魂还是幸免一死而又活不好的人，传递给公众的无疑是莫名的广泛恐惧，因为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害者。

　　客观地说，“决不放过一个坏人”的目标很难实现（当然，故意放纵犯罪不在此例）。必须退而求之，承认“宁纵不枉”原则的相对合理性，我们可能出现的错误就要少些、小些。特别是，我国当前的司法公信力不高，更要谨防用不切实际的口号“忽悠人”。“疑罪从无”所体现的也是公平正义，也不应当迟到。在多数情况下，越是证据不足的案件分歧意见越多，案件总不能久审不决，法院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作出判决是理性的。否则的话，无论是按照“疑罪从有”或者“疑罪从轻”的原则作出判决，客观效果一定是既冤枉好人，又放过坏人。

　　四、必须进一步强化司法人员的责任心

　　显然，“错放”与“错判”都会带来历史性的损害。在主观努力已经尽到的前提下，“错判”的损害远大于“错放”。按照“两害相较取其轻”的原则，选择“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尽管是一种无奈，但本质上是明智的。“错放”只是无可奈何地犯了一个可能“错放”犯罪人的不确定错误，“错判”则是犯了冤枉无辜和阻碍真实犯罪人被揭露的两个确定的错误。

　　我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具体地说，人权存在分为三种形态，即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人权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写入宪法是历史性的进步，更为重要的任务是如何把法定权利变为实有权利。

　　在目前中国，如何把法定权利转化为实有权利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难中之难。以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为例，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往往是在“打击犯罪的需要”、“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下进行的。公民的权利就是司法机关和政府的义务，公民权利实现的水平取决于各级司法机关、政府履行义务的程度。公民合法权利的实现，首先是各级司法机关和政府不侵害公民的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秩序，公民维护合法权利的主要责任在于司法机关和政府，公民及其维权组织的行为只能起到呼吁和发出请求的作用。当公民在误被怀疑或者“疑之有理、定之无据”的状态下，放与不放的权力完全在司法机关。“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的理性在于，由司法机关承担起可能犯“错放”错误的责任，也要避免因为“错判”导致人人自危。个中的道理十分简单，与各级司法机关、政府的强大无比的权力相比，公民个人的力量是分散且极其微弱的。我们常说“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公民权利在遭到侵害（特别是在遭到公权力侵害）时，体制内的救济途径必须有效运行；与此同时，在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局面即将出现时，公权力机关还必须有承担“错放”责任的勇气，而不是要求公民为其“错判”忍气吞声。特别是，审判机关对公民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力，为此必须正确处理尊重和保障人权与司法权行使中的冲突，宁可自身承担因为“错放”导致“无能”的质疑，也不能因为“错判”迫使公民蒙冤受难甚至人头落地。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司法人员的责任心，决不允许把“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当成工作懈怠的护身符。必须把“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怠于履行职责所造成的“错放”，作出明确的区分。在强调“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的同时，也必须防止出现故意乃至精心设计“错放”的司法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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