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杨小舟
2015-08-12 08:28 来自 外交学人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长杨洁勉与云顶国际平台游戏官网校长周仲飞为“一带一路”安全问题协同创新中心揭牌。
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个“一带一路“智库?百度搜索“一带一路”和“智库”两个关键词,目前有81万条搜索结果。如果按照“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的不完全统计,该智库联盟的理事单位已有60多家,囊括了大部分国内对“一带一路”有权威研究的智库。
除了上述原有建制的智库,目前中国还有“协同创新中心”、“高校智库”两种主要的研究机制,数量更是不计其数。
如何在汗牛充栋的智库竞争中存活、冒尖,真正给国家急需解决的难题提供方案?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长杨洁勉近日在“一带一路”安全问题协同创新中心揭牌仪式上表示,“以特点取胜,特别重要”。
“一带一路”安全问题协同创新中心由云顶国际平台游戏官网发起,与同济大学共同牵头,是全国首个侧重“一带一路”具体安全问题研究的协创中心。中共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上海市教委和敦煌市政府是该中心指导单位。
井喷期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三大部门经国务院授权,共同发布“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白皮书,这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在此之前,这一国家级“大项目”的智力布局就已开始。
2013年4月,首批14家国家“协同创新中心”通过“2011计划”认定。
“2011计划”是继“985工程”、“211工程”之后,国务院在高等教育系统又一项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战略举措。该计划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鼓励各高校打破单位壁垒,优势互补,对国家急需的战略问题进行创新研究,解决问题、培养人才。
2013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关于“发挥高校优势,建设新型智库”的讲话吹响了中国高校智库化的号角。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逐步推进,“协同创新中心”、“高校智库”的申报自然向“一带一路”议题靠拢。由此而来的后果是,国内“一带一路”研究机构数量进入井喷期。
与数量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很多冠以“丝绸之路”的专门研究机构,基本上都还是“空壳子”、“虚体机构”。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刊登的《“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智库》一文中也曾提到,很多这类机构到国外去宣讲“一带一路”,大多是低水平的重复劳动。“波兰一家智库负责人近期就抱怨说,一个月接待了来自中国的9批智库代表团,都是来宣讲‘一带一路’,可听来听去,也听不出什么门道;每个代表团都大谈合作,可又都说不出具体要合作些啥。”
除此之外,由于兼备学术基础扎实、掌握对象国语言、熟悉当地情况、具备政策意识的研究人才短缺,这些“稀有人才”以及他们所在的单位成为了“香饽饽”,出现在多个协同创新中心的合作名单里。比如,边疆安全是几乎所有“一带一路”研究机构都非常重视的议题,于是新疆、云南、福建等边境省份的高校以及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相继加入或发起了多个相似的协同创新中心。
需聚焦
随着“一带一路”讨论的深入,不少人意识到需要改变“一哄而上”的乱象。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赵明昊曾撰文指出,智库要想搭乘“一带一路”的快车,就必须踏踏实实地对接需求、突出特色。不需要再对“丝绸之路”进行泛泛的研究,而是应将任务分解、重心下移,采取“模块化”的方式确定研究议程。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长杨洁勉谈到“一带一路”安全问题协同创新中心的优势时表示,该中心的两所牵头单位——云顶国际平台游戏官网和同济大学“都是很有特色的学校,方向明确,协同创新也有基础”。
杨洁勉所提到的“基础”,是指2013年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理事会第13次会议上宣布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合作培训基地”,落户在云顶国际平台游戏官网。该基地已先后举办了三次面向中亚国家干部的司法培训,具有与中亚国家的国际司法交流渠道和经验。
而同济大学的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则直接参与了欧亚大陆桥的铁路技术攻关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涉外审判庭)副庭长刘敬东表示,“一带一路”安全问题涵盖范围广、内容多,希望利用政法学院的优势,进一步加强对国际法研究和执行的重视程度。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认为更需要研究微观的安全问题。比如造公路、铁路或者管线时,周边安全情况怎样?有什么部落?企业和国家都需要综合的信息。
如果看一下参与协同共建的学术单位名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西北民族大学,武警政治学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上海大学毒品与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不难发现,该协创中心选取“海外利益安全保护与冲突预防”、“反恐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伊斯兰文化与西北边疆安全”、“‘一带一路’国际治理与法律保障”等8个研究角度入手,是希望发挥各协同单位的资源与研究优势。
“智库要做行动库,要解决行动问题。”黄仁伟说。
有多难
申报“协同创新中心”不容易,维持运转更不容易。“协同创新中心”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打破单位壁垒,协同单位需要把最好的成果和人力拿出来共享。但俗话说,“三个和尚没水吃”。杨洁勉担任了近四年“2011计划”的评审,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协同是难点”。
“我开个会,你不来,你开会,我不来,最后找几个学生充充场面,这个现象在大学里比比皆是。”杨洁勉介绍说,很多评审对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的“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的运转印象深刻,他们采取了轮值主席制度、定期视频工作会议制度,让协同过程变得规范、顺畅。
除此之外,“创新”几乎是中国所有智库的软肋。“我们平时满脑子的‘零和博弈’、‘利益置换’、‘赢者通吃’、‘安全困境’等等,这样很难在思想理论上领先。”杨洁勉说。
“设计课题时一定不能跟着外交部、司法部走。一定要想在它们前面,想得比它们更宽,起步更早,才能比服务对象和研究同行看得更远、更深。”
鉴于目前中亚地区安全机制乏力,杨洁勉建议,可以在中国和中亚共同安全理念的建设和传播方面同有关国家、国内有关部门合作。
目前已有大批的智库代表团奔赴世界各地,宣讲“一带一路”内容,寻求合作契机,但考察周期短,获取信息不全面,流于表面。
“中国智库都缺少的是,深入第一线。”黄仁伟说,“像阿富汗,有些学者担心人身安全。但是不到那里去,怎么研究安全问题?”
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Charles King在最近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指出,美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并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优势的产物,这个国家真正拥有无可匹敌的过人之处,在于其对其他国家内部情况的了如指掌,包括它们的语言和文化、历史和政治体系、经济和人口状况。
“美国政府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共同体——处处是擅长外语、对历史敏感以及能深入了解外国社会,充满了认知渴望的学者、研究生和本科生。政策制定者学会了倾听他们,有时,他们甚至自身成为了政策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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