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2”爆炸威力达到地震级别，卫星都拍摄到塘沽的这次巨大爆炸。我们不得不再次聚焦中国的化工围城这一现实。要知道，仅2015年上半年，中国就发生了多起化工爆炸事故。
新中国建立以来，为了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选择了以发展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建设。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项目安排中，大多数项目安排在东北地区。20世纪50、60年代，为了避免被认为随时可能在沿海、沿江发生的战争风险，大量重化工业项目开展转投中西部，史称“三线建设”。由于“一五”以及此后各个五年计划中，“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得到落实，也因此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开始同时快速推进。特别是以近乎每年1%的城市化，使那些曾经与城市保持一定距离的化工项目逐渐向城市逼近，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甚至将原来的化工企业包围其中，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城围化工”。而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化工产业则成为其最重要的支柱产业。由于化工项目布局总是优先考虑水源等各种原因，我国各种重大的项目投资几乎都集中在沿江、沿海、沿河地带，而这些地区也都是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地区。
城市化进程的超常与迅猛发展，甚至使当年规划较为合理的化工项目，日渐成为今天城市发展最严重的安全威胁。2006年，国家环境保护部的一份排查结果显示，我国全部7555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在上述石化项目中，布设在江、河、湖、海、水库沿岸的项目有1357个，占17.9%；布设在城市附近或人口稠密区的有2489个，占32.4%。
特别是2009年以后，随着国家出台《石油石化行业振兴规划》，各地政府在考核政绩推动下，更是大干快上，巨大的化工项目引进和投资，成为最好的在任期间的政绩。类似于金陵石化、扬子石化等石油炼化巨头等生产企业，就这样开始分布在南京长江段的南北两岸，而与之配套的上下游多家危化生产企业在周边形成产业链，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南京的化工业布局已经成型。可以说，中国发展最发达的地区几乎都形成了各自的“化工围城”或者“城围化工”。
2005年“十五”末，国内炼油能力只有3.25亿吨/年。截至2010年“十一五”末，我国一次原油加工能力突破5亿吨。2011年原油一次加工能力已达6.6亿吨/年。按照国家石化产业发展规划，未来我国将形成20个千万吨级炼油基地、11个百万吨级乙烯基地，这些项目都集中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海区沿线。在上述区域，石化项目以大连、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为最。
在我国1.8万公里海岸线上，密布石油、化工等诸多重型项目。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城市和区域规划系主任吕斌说：“如果将大大小小石化项目在地图上标注出来，可以把海岸线围成一个圈。国家海岸线已经千疮百孔。”
城市公共安全隐患重重
“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以后，首次系统提出来的理解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我国正处于一个巨大社会转型期，在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约束和分配等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会更加突出。像天津这样的直辖市已无力应对一场似乎突如其来的爆炸，正反映了我国城市已面临巨大的系统风险。
作为我国现代化学工业发源地的天津，已经有了百多年的化工发展历史，自然会吸引包括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和中化工四大国家石化巨头企业聚集于此。天津渤海化工集团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盐化工企业。随着大型项目不断向天津港聚集，人口也自然形成了对项目的包围，城围化工也渐渐成为现实。尽管城市居民几乎没人愿意与化工企业为邻，但他们仍不得不与化工企业朝夕相处。
2007年官方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全国有25个省份存在周边安全防护距离不符合要求的危化品生产、储存企业，需要搬迁企业达236家。2008年，国家安监总局即要求各地应采取鼓励转产、关闭、搬迁、部门托管或企业兼并等多种措施，进一步淘汰不符合产业规划、周边安全防护距离不符合要求、能耗高、污染重和安全生产没有保障的化工企业。天津碱厂——中国制碱工业的摇篮，就是因为城市规模扩大，城市将其包围起来才被迫搬迁。与此同时，全国的重化工企业开始了一轮搬迁潮。然而，更多的化工项目由于搬迁成本巨大，搬迁几乎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数据显示，全国4.6万多家重点行业及化学品企业中，12%的企业距离饮用水水源地、重要生态功能区等环境敏感区域不足1公里。72%的企业分布在长江、黄河、珠江和太湖等重点流域沿岸，50%的企业无事故应急池。以长江为例，沿岸有40多万家化工企业，此外还分布着五大钢铁基地、七大炼油厂以及三大石油化工基地。这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不仅使我国的饮用水安全问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更使所有的城市随时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公共安全威胁。诸多像深圳、天津、大连、青岛、南京这样的人口规模的大城市，所存在严重的公共安全风险一次次提醒我们，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我国将无法遏制公共安全灾难的激增势头，中国的城市公共安全已面临最严峻的挑战。
公共安全何以保障？
如果说，“风险社会”是人类知识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引起的不确定性造成的，那么城市公共安全的维护就需要人类再增加对风险社会的识别，学会对公共安全的应对和评估，并且在完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建筑起防范城市公共安全的坚实城墙。
早在1987年，我国就开始对石化行业的安全防护标准进行修订，试图为化工产业发展确定新的安全标准。可以说，即使在没有规划环评之前，我国对化工项目的安全防护距离的规定就已经相当严格，比如项目建设必须包括一个5-10公里的隔离带。但随着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众多化工项目越来越突破了城市规划的安全要求。
要真正有效解决环境事故高发对城市公共安全的威胁，就必须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否则，包括生命权、财产权、环境权等各种公民权利，将会遭受各类安全事故的严重威胁。一起起严峻的安全责任事故，不仅涉及城市规划，项目安全评估和环境评估，甚至还涉及到严重的腐败等问题。“化工围城”凸显出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的严峻的系统危机。
要解决“化工围城”的现实威胁，最为直接的举措就是项目搬迁。为了鼓励搬迁，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具有激励性质的搬迁政策，对距离不符合要求，或者在城区的化工企业搬迁给予政策扶持。
以浙江省为例，专门规定优先安排环境污染整治搬迁企业的易地项目建设用地，并给予优惠，其土地出让金可以按基准地价或标定地价的80%确定。搬迁只是一种解决现实威胁的途径，如何更好认识我们所处的风险社会，不断提升公共安全意识和能力，才是真正解决各种安全威胁的有效对策。这首先必须是对任何一个新建项目产生的可能危害的风险识别。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故之后，为防止产生新的污染，吉林省坚持项目“四不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坚决不批；不能满足总量控制及松花江水污染防治要求的项目坚决不批；不能做到“以新带老”的项目坚决不批；没有防控水污染环境风险措施的项目坚决不批。“四不批”政策带来的制约显而易见。目前在中国已布局的化工厂，大规模迁移已不现实，目前能做的只能是，将工厂聚集区的居民外迁，外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以外。
要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化工围城”的局面，我国的规划环评必须进入项目审批的国家宏观决策中。国家必须对所有的石化项目进行统筹规划，全面实施战略环评。同时，还必须对我国的石化产业的整体布局进行认真反思，要在全面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优化和布局我国所有的石化项目。所有准备上马的项目，都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最严格的环境评价和整个区域规划的评价。化工企业选址时必须要综合考虑水、风向、地形、距离城市远近、城市定位等多项要求。特别是每个项目在建之前，都必须严格执行法定程序，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对可能影响城市公共安全的化工项目，都必须与居民代表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
对于“先上车再补票”的现象，必须执行最严格的法律、经济等各种制裁，对于在环境评价过程中存在的腐败问题也必须高度重视并有效解决。以这次天津海港爆炸为例，还在2011年，有媒体就对天津市工业园附近过于密集的危险化工项目提出过质疑。2012年，滨海新区的化工厂就发生过双氧水储存罐爆炸的事故。当年，天津还发生了市民因化工企业离居民区过近而发生抗议的*件。但在没有新闻的天津，所有的这些安全警示，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政府回应，终于酿成最严重的后果。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要求加快建立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只有真正实现经济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才能从源头上减少各类安全事故的频发和多发，从根本上维护城市的公共安全。
2013年6月19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就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14种“严重污染环境”的入刑标准。2014年4月24日，由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从2015年1月1日起就已经开始施行。这部号称“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能否对我国存在的严峻环境问题给以法律的解决，以真正解决因为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而导致的安全问题还有待观察。
只有真正健全预警应急机制，采取最严格的法律措施，加大安全监管执法力度，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形成生产企业和监管部门充分有效互动，明确并有效落实安全监管的主体责任，严格每一起事故的责任追究，真正提高我国安全生产的制度保障水平，才能推动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的根本好转。（作者为云顶国际平台游戏官网城市安全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