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章友德
2015年12月20日至21日，在时隔37年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进入到城市时代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讨论的内容事关未来中国的长远发展。习近平、李克强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指出，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但如何尊重有生命的城市，并在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建设宜居城市，显然中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发展挑战。
城市是有生命的发展存在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创造。城市有自己的生命，每个城市生命都有自己的起源、发展的历史。今天世界上那些著名的城市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存在。
既然城市是一个包含着人类各种活动的复杂的生命有机体，其要素、结构、层次、功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就决定了东西方城市发展的巨大差异。如何尊重不同城市生命的差异存在，使每个城市都呈现出其生命的精彩，对所有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特别是对城市决策、规划、建设和管理者，则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相对于农村生命的单一性而言，城市生命的多元、多样性特征更加明显，因此城市生命中就更加需要相互包容。
正是由于城市是有生命的存在，所以它才会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时产生，而且其成长也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的支持。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城市与农村出现了历史性的分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马克思非常强调，城市发展的历史就是城乡分离和对立的历史。
城市是从农村的母体中诞生，又不同于母体的一个真实的生命存在。不同于农村的根本差异是，集中是城市的本质特点，“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城市的建筑构成了城市的鲜明特征。“城市的建造是一大进步。”如果没有生产力的进步，没有人类几次重要的社会分工，没有商品生产和交换，以及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和市场的扩大，也就没有城市与乡村的分离。
工业革命的发生，加剧了城市生命的成长。城市化是近现代社会发展中十分重要的历史过程，是一个涉及全球经济社会演变的过程。一般地说,国家工业化水平越高，经济越发达，城市化水平也就越高。城市化和国家工业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今天，城市已经成为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活动的中心，在世界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角色。
当工业革命发生后，城市就冲破了城围的限制。所以，不同于古代与中世纪城市的是，近代城市都是开放性的。一个开放的城市生命需要加强与外界的，包括广泛的经济联系在内的各种联系，它也在与外界进行劳动力、资金、技术、产品的交流中成为一个综合生命有机体。城市的开放度越大、城市的生命活力就越强。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越是能够超越国界的城市交流，就越是能够呈现出城市生命力的旺盛。也正是在不断的交流过程中，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从1940年13.6%发展到1950年的28.4%。1998年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就达到了50%。今天全世界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发生由此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城市是有温情的生命存在
如果我们只研究集结在城市墙范围以内的那些永久建筑物，我们就根本没有涉及到城市的本质问题。正因为城市是一种生命的存在，城市就应该是感情的、有温度的存在。
城市的感情最典型体现在对城市个体生命的关怀之上。美国城市规划学家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经典名作中，以生与死形容城市，描述城市生命的多样化存在和本质。作者以纽约、芝加哥等美国大城市为例，深入考察了都市结构的基本元素以及它们在城市生活中发挥功能的方式，特别是关注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大都市的生存与融合。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新移民在任何一个移入的城市都面临一系列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挑战。在她所看到的城市中，低收入住宅区成了少年犯罪、蓄意破坏和普遍社会失望情绪的中心，这些住宅区原本是要取代贫民区，但现在这里的情况却比贫民区还要严重。中等收入住宅区则是死气沉沉，兵营一般封闭，毫无城市生活的生气和活力可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那些奢华的住宅区域试图用无处不在的庸俗来冲淡它们的乏味。这种对城市不同收入区域的观察，构成了她对改变城市规划、建设一个理想类型城市的深刻思考。什么样的城市才能让个体感觉到城市的温情？什么样的城市才能吸引人、关怀人？这些问题不是不言自明的。
在城市发展的生命历史过程中，无数怀有寻找自由和希望的人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每个来到城市和留在城市生活的移民，都想得到城市的关怀，感受到来自城市的温情，然后将这种温情传递给更多的后来者。这样的城市在给新移民带来希望和温情的同时，也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向有感情的城市迁移。世界上不同的城市，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正是用自己的城市温情吸引人，凝聚人，也才有了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奋斗和传奇故事的诞生和流传。
并不是所有的怀着梦想来到城市的人都能感受到城市的温情存在，他们在最需要关怀的时候不是都能感受到城市的温度。无论是从欧洲、非洲向美洲的移民，还是中国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怀着梦想向城市流动的时候，都希望感受到城市的温情，但有时候温情是那么来之不易。将近2.5亿的中国农民工群体，多么期待他们的身份标签能够早点去掉，他们能够在向往的城市感受到温情，并能实现自己追求个人幸福的中国梦。
当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5％的时候，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只是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户籍人口的城市化比例。这55%的数字背后，还有多少的留守老人和儿童在贫困的乡村艰难生存。留守儿童多么向往来到他们父母打工的城市，与他们父母一起感受城市的温情。多少留守老人需要他们子女的情感慰藉和精神照料。
在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多少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者有没有认真想过，他们为什么要推进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他们如何做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如果眼中没有市民的存在，就没有为城市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生命做规划、建设与管理的意识，这样的城市很显然是没有温情的。这些缺少产业支撑、缺少生活配套的城市，也就自然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鬼城”和 “空城”。这些没有温情的城市，很大程度上正是违反城市发展规律导致的结果。
城市应该是有温情的。城市的感情体现在城市的人行道上。孤立来看城市人行道，我们还不能感觉到它的温情所在。只有在与建筑物以及它旁边的其他配套设施，如城市街心花园、盲人专用道等共同存在的时候，或者附近的其他人行道联系起来时，它的温情才能表现出来。这些人行道的存在，像城市的毛细血管一样，让所有的生命力呈现出来。所有的人都能因为人行道的延展而通向他们的目的地。这样的城市规划、是眼中有人的城市规划。它有一种自己的价值追求与坚守。在那些人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共享所有，要么什么也不共享”的城市里，常有的结果是什么也共享不到的城市。我们感受不到来自自然的和普通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城市温情。居民通常会在很大程度渴望交流却处在互相隔离的状态中。他们不能体会到社区这个共同体的存在，社区也就无法成为城市人共同的感情归属。
今日的中国城市化，我们尤其要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让农民进城，既不是恩赐也不是摆脱经济危机的手段。它只是想让更多人来到城市生活，过他们一直希望的城市生活。正如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的主题所追求的那样。但什么样的城市才能让生活更美好，还需要我们的城市规划者、建设者更加明确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目的所在。
这就需要我们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户籍人口的城镇化，而不仅仅是土地的城市化，在此基础上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并大力提升城市的治理水平。城市决策者要时时提醒自己，只有实现让所有来到城市的人，都感受得到了基本公共均等化的服务，他们才会感受到城市的温情。在这样城市生活的市民，才能学习尊重有生命的城市。因为他们感受到，他们生活的城市是有温情的，懂得温情的城市才是真正智慧的城市。
有生命的城市是安全的存在
来到并生活在城市的市民，对自己所居住的城市首先的评判标准就是它是不是安全的。一个理想城市的基本原则是，“人们在街上身处陌生人之间时必须能感到人身安全，必须不会潜意识感觉受到陌生人的威胁”。这是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对美国大都市的描述。其实，何止是对大都市有这样的期待，所有生活在城市的市民对自己生活的城市都有这样的期待。
简·雅各布斯认为，城市公共区域的安宁，不是主要由警察来维持的，尽管这是警察的责任。它主要是由一个互相关联的、非正式的网络来维持的，这是一个有着自觉的抑止手段和标准的网络，由人们自行产生，也由其强制执行。要实现她这样的希望，对一个还处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城市而言，似乎显得要求太脱离中国的实际。人们多么希望，城市神奇的秩序背后有一种力量，在始终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城市人行道行走着的一个又一个人的目光，共同构成了城市人行道上安全监视系统，它让行走的人们感受到城市的安全。
回忆刚刚过去的2015年，仅仅在中国的几个直辖市和深圳特区发生的，包括踩踏、爆炸、雾霾和渣土产生的重、特大事故，我们就可以想象到，中国的城市所面临的来自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巨大挑战。在每一起事故发生以后我们虽然都能看到，对特发事件的应对还是高度重视和有序的，但绝不能掩盖事故背后需要高度关注并解决的，城市公共安全建设和维护的体制和机制问题。
我国的城市还远远没有建立起“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公共安全应对体制和机制。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各种安全问题的存在使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风险社会”之中。集体的无意识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使各种人为制造的风险，经常给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2015年发生的，无论是巴黎恐怖袭击还是覆盖中国的雾霾，给生活在城市里的个体生命带来的恐慌是长期的。
表面上，我们生活的城市还是有秩序的，但生活在其中的市民很多时候是担心的。来自工作的、生活的、环境的、安全的担心。更加让他们担心的是，一个在他们看来是有机会的城市，一个开放流动的城市，他们却看不到向上流动的机会。这使人们的内心感受不到真正的安全。如何让生活在城市的市民充分感受到城市既是生产的，也是生活的；既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既是开放的，也是安全的。我们的城市还需要不懈的努力。这样才能让市民感受到，其生活的城市，有蓝天、绿地，还有没有污染的水和安全的食品。当他们在城市人行道行走的时候，不会担心来自汽车的威胁。城市有一双温情的目光，让他们感受到身心的安全。无论是特大型，还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中，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市民勤劳之手共同发力，使他们过上安全有尊严的城市生活。
安全的城市不是封闭状态下的所谓安全，更应该是一种流动的安全。人类向城镇集中是产业发展吸引的结果，城镇化发展自然离不开当地的自然禀赋、产业基础、民俗乡情等。各种要素决定了今天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不能无视城市市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在所有的对生命尊重的城市，我们最不应该看到的就是对生命的歧视，特别是来自制度性的歧视。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户籍制度下的城乡二元政策，控制着人口流动。人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让无数曾经想来到城市过更美好生活的人期待落空。今天的中国终于感受到流动的价值，流动创造着价值。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更是加速了社会流动。无数有梦想的人们离开土地，来到他们向往的城市，希望以自由创造价值。但自然和人为环境的种种不自由，又使他们内心感受不到安全感的存在。
今天，如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并通过引导、调控城市规模，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令“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城市居民望得见山、看得到水、记得住乡愁”，对我们的城市决策者、管理者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的城市决策者显然知道了自己的使命所在。他们在创新发展理念的同时，开始用新理念规划城市的未来。如何立足国情，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或许，他们知道实现这一切很难，但无论如何还要努力去做。因为，他们知道，今天不能再像60多年前那样，拒绝梁思成的合理化建议了。
就像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的那样，中国城市发展必须坚持集约发展，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城市如果不能结合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明确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强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协作协同，逐步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那中国就不会有一个我们所希望的城市未来。
我们多希望，每个城市的功能定位、文化特色、建设管理等都是那么井然有序，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都能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实践中得以贯彻。这就需要我们在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创新的基础上，转变城市发展方式，通过依法治市，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包括安全等各种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并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这才是城市真正的竞争力所在。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通过建设“和谐宜居” “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真正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
尊重城市规律、建设宜居城市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包括“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在内的“六个要”，为“十三五”期间指导各地城市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的城市发展如何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对中国城市发展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中国城市工作如何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对城市决策者、管理者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这就需要行动者遵循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包括：城市化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工业化、现代化是城市化的动力源、发动机；大都市被认为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代表着当今城市化的方向；从城市化的布点、布局来看，都不是一开始就遍地开花，而是有先有后，呈梯度型模式；从城市化的进程和速度来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成熟阶段，第三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从城市功能来看，都经历了城市功能日趋完善，城市承载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从城乡关系来看，都经历了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到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在增长方式上，都经历了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的转变；从城市化的机制来看，有的国家以市场机制为主，有的国家以政府干预为主等等。
对于一个正在全力推进的中国城市化而言，在一个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如何用市场机制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如何解决城市问题与更好体现城市多样化、活力、功能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汽车时代更好关注行人的路权，需要我们的城市理念的真正创新；需要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需要城市真正实现绿色可承受、可持续的发展；需要城市通过不断的开放驱动，实现共享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城市化的进程同时受到两股势力的影响：一方面，全球化的力量席卷全球，跨国公司等重塑世界发展格局，极大地影响了像中国这样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和未来走向；另一方面，国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单元，其自身的发展政策、资源条件和本地经济等内生因素同样深刻影响着城市化的速度和质量。
在此背景下的中国最高决策层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命题。如何在对中国国情更加深刻认识的基础上，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建设适宜不同人群居住的现代城市，对中国推进新一轮以“新型城镇化”为特征的城市化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将城市当做有生命的、有温情的存在，并将安全性当做城市的基本追求，在此基础上遵循城市规律，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一个个宜居的中国城市。无数的宜居城市将共同构成一个宜居的中国。这样的目标值得追求、值得去奋斗。 (作者系云顶国际平台游戏官网社会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