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中国正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的时候，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社会道德、伦理在规范现代国家和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2016年12月27日，河南某县下发指导文件，对红白事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要求彩礼总数控制在6万元以内，不执行要被惩戒。文件提倡“不要房、不要车，自己家业自己创”的自强创业观，摒弃因婚借贷、婚后还账的陈规陋习。此外还规定，喜宴酒席控制在10桌以内，车辆总数控制在6辆以内。新规定从2017年1月1日起正式开始施行。
这样的指导文件出台后，立即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有没有实施的可能，婚事能否简办，文明的新风尚能否因此建立？出台这样的文件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不久前，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召开电视会议，要求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婚丧大操大办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为践行会议精神，这个县立即出台文件，以期对本地普遍存在的这类问题有一个根本改变。
除了上面的要求，当地农村婚嫁、农民彩礼等负担重的现状，也是出台文件的一个现实背景。在这个县“有的婚礼花得多的有三四十万元，有的家庭条件不怎么好的，孩子结一次婚，倾家荡产，还需要借贷。”“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家庭，想着给孩子办好点，彩礼给得高，家里才有面子。但这样的行为，把攀比之风带了起来，很多家庭因无力承担而返贫，条件差的甚至还要借钱娶媳妇，村民对此早就有些看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彩礼的内容也在越来越受到城市化浪潮的影响。车与房子成为现代婚姻、甚至农村地区结婚的基本要求。“女方家里要求有价值15万以上的全款车。”在城市买一套房甚至也成为基本要求。10万元的彩礼加上在市区买房装修耗费是巨大的。目前一般县城的一套住房需要50万左右。对于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家庭，甚至对非农收入的家庭而言，这都是一笔巨额的开支。
不仅女方在彩礼钱方面攀比，而男方还往往在婚礼仪式和婚宴上进行比较。男方在孩子结婚的排场上暗暗较劲，面子消费构成了国人普遍的压力。这种攀比消费的心理对婚姻双方都构成了巨大的负担。当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自己不这样做会遭到耻笑的”。以出台指导意见的地区为例，此地“比较流行的结婚彩礼，一般有三斤三两（100元面额的纸币用秤称重三斤三两）、万紫千红一点绿（5元的1万张，100元的1000张，50元的若干）的说法。”一次孩子结婚，就需要给10万到20万的彩礼。而且这些地区，有的还不止一个儿子。这样的家庭更是面临巨大的彩礼压力。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儿子就会娶不上媳妇。这是农村地区为什么单身汉多，甚至买卖婚姻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铺张的红白喜事逐渐推高了人们的“人情消费”标准。当人们支出了“礼钱”，便想尽办法以各种名义回收“礼钱”。这已经不是所谓的人类学意义上的互惠，而是陷入了恶性循环。如今，中国人“人情支出”的名目越来越多，生孩子、考学、结婚、乔迁、生病等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成为收礼的理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情消费也不断升格。2013年3月，中国青年报题为“你为人情消费所累吗”的调查显示，超5成人认为人情消费负担重。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人情消费的真实情况，可能远比这样的社会调查更加严重。
面对越来越沉重的“人情消费”，出台文件，自有苦衷，也有整治社会风气的初衷。但要改变现代社会这样的互相攀比消费之风，移风易俗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指导意见还要和村民参与的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有效实施密不可分。比如许多农村地区自发组织起红白理事会，所有村民参与，共同对村里的红白事举办做出规定。理事会通过自己形式多样的工作方法，倡导移风易俗，效果也不错。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称号，礼尚往来本属正常，但是在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畸形的“人情消费”却让传统变了味，让礼尚往来越来越变成了人们的沉重负担。人们甚至戏称各种请柬为“红色罚款单”。人情消费之所以畸形发展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讲排场、要面子、爱攀比、随大流、小圈子”等文化劣根性在作祟。在强调文化自信的今天，我们既要传承传统文明，同时也要努力改变传统文化中的陈规陋习。
中国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剧烈转型。人际交往不仅在传统社会中必不可少，现代社会更加强调人际交往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适量的“人情消费”自然也是维系人际关系的一种手段。但绝不能异化为权力腐败，绝不能由此败坏社会风气。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如何以良好的党风影响社会风气，以健康的社会风气影响家庭风气，这对转型期的党和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六中全会以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于净化社会风气，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相信，当全社会有勇气面对那些陈规陋习，并努力开始改革的时候，就是这些问题的解决之时。在这个过程中，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带头自我示范就显得尤其重要，当领导干部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带头以身作则，整个社会风气就会为之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有一个县的指导文件是远远不够的，仅仅有一个规定也不一定能充分发挥作用。我们更需要思考如何真正推动这些措施的落实和实施。当中国正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的时候，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社会道德、伦理在规范现代国家和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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